文/金斌
编辑/屠雁飞
        几天前，心理咨询师黄晶接到了一个来自武汉的求助电话。
        一个女生在电话那头告诉她，自己和妈妈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两人并不属于重症，辗转了几家医院，都得不到收治，只好暂时住到了医院附近的小旅馆，方便每天去医院打针。
       家里还有一位身体不好的父亲，独自支撑饮食起居。
       妈妈有基础性疾病，有高血压，身体每况愈下，前些天，医院的针剂要优先提供给重症患者，妈妈连针都没机会打了，只能靠吃药缓解。
       从女生的言谈中，黄晶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濒临绝望的情绪，“她每天都要面对妈妈可能会死去的状况。”

       两年前，黄晶还未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之前，曾被短暂公派出国，跟家里少有联系。有一天，她从朋友嘴里得知妈妈生病住院的消息，急急忙忙询问时，妈妈已经快出院了，父亲不想让她太担心，还开导她，害怕失去亲人的恐惧感被压抑了下来。黄晶没有想到，几年前被压抑的情感会在这时候爆发出来。
       坚持为女生做完心理咨询之后，黄晶久久无法从恐惧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她情绪失控，进而不得不求助于自己的心理督导师。
对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而言，控制自己的内心是最基础的素养，但这并不代表心理咨询师就是“百毒不侵”，这些平时大部分时间与情感、成长等社会问题接触的咨询师们，在疫情面前，头一回有了无力感。
       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心理咨询师们的援助行动。湖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新型冠状病毒不仅侵蚀人的肺部，它正在寻找机会进攻人们的心理。从除夕夜开始，黄晶所在的淘宝天猫心理咨询团队，开始为武汉一线提供免费的心理援助，支付宝、阿里健康也相继开通了疫情心理咨询专线。

       黄晶是80后，东北人，出生于警察世家，外公和父母双亲，都在公安系统工作，外公是老公安，父亲是经侦，母亲是治安，所以当黄晶从犯罪心理学硕士毕业之后，也顺理成章地考入了警队，成了一名女刑警，专攻犯罪心理分析，一干就是十年。
       她曾立过公安部的“个人二等功”，经手了上百件无期徒刑及以上的刑事案件，破获多个奇案和疑难杂案。将一个又一个重刑犯送进监狱的时候，黄晶却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感，“当你在盯着黑暗的时候，黑暗也在盯着你”。

       她至今还记得一个案件。一个十八岁的小男孩，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原因是父亲长期家暴妈妈。案情很清楚，但“村里人送来一份求情书，整个村的人都按了手印”。但黄晶也无能为力。
       2018年，她离开了警队，加入天猫心理咨询店铺壹点灵，开始自己的心理咨询生涯。事实上，在没有遭遇疫情之前，向咨询师求助的咨客多半都是情感问题，这些案例，黄晶都能驾轻就熟。她曾为一位咨客做了将近两年的心理援助，一步一步地帮助那位情感受挫者主动摆脱了困境。
       但这一次，显然不太一样了，她甚至有些手足无措。
       一天晚上，一个武汉的警察给黄晶留言，总是感觉自己感染了病毒，“但其实他并没有感染。”
       这位警察告诉他，自武汉封城开始，他就一直坚守在疫情一线，他需要在城市的出入口仔细检查每一辆过往的车辆，接触了大量的人群，可能已经无数次暴露在感染风险之下。这令他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焦虑，下班之后，他不敢碰孩子，也不敢接近妻子，当看到妻子开始感冒时，他的焦虑变得更加严重。
       这位警察跟黄晶聊了快一个小时，没有打电话，而是断断续续通过微信，“他会害怕将自己的内心暴露在周围人的面前，担心自己的负面情绪会影响到其他人。”但他没有抱怨过自己的工作处境，也没有流露出一丝想要退缩的意愿。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疫区一线的医护人员。
       一名ICU的医生曾说起自己的一次经历，一位逐渐好转的重症患者，一个小时之前还跟他说了话，喝了粥，但转眼人就没了，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留给医生。ICU的医生平时对生死已经看淡，但这一次，他还是久久无法释怀，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尽力了。
      “我们也怕，医生也是人，我们的家人也会担心，我们可能回不去，但这是医生的职责，怕也要去，也要迎难而上。”一位医生说。
       一线的警务人员寻求帮助的比例占到了10%左右，一线的医护人员却很少，“他们其实都可能产生心理问题，但是他们很难抽出时间寻求援助。”黄晶说。

走得进去，也要出得来

       咨询师不是神，也有着自己的弱点。
       另一位心理咨询师陈晓芸（化名）曾连续一星期，接到同一位武汉咨客的求助电话。对方所在的小区处于疫情的重灾区，尤其是他所处的那栋住宅楼，一共七层十四户人家，每天都有确诊病例出现，这位咨客长期处于恐慌当中，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感染的。
       这个咨客每天都会打电话找晓芸倾诉，晓芸就和他一样处于恐慌当中，每天跟随他的情绪，越来越紧张，渐渐地，咨询师自己也会出现和咨客类似的心理反应，担心自己身边是不是也会出现感染病例。因为专业素养，她在为咨客做心理咨询和疏导的过程中，不能将情绪波动表现出来，但是挂掉电话之后，她也会出现恐慌，一旦无法将负面情绪排解出去，她就不得不向心理督导寻求帮助。

      朱浩亮是一位资深的心理专家督导，拥有三十多年的心理咨询经历，咨询师们在服务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困惑烦恼，最终都会汇聚到他的手上。

      “这个是正常的，咨询师很大的特点就是要去‘共情’，讲求‘走得进去’，但是‘进得去’，也要‘出得来’，怎么出得来，咨询师有几个选择。第一个，通过记录咨客的经历，用写的方式，把自己的情绪有效的化解；第二，通过督导，这里分为上行督导和下行督导，我们会给咨询师大量的课程，里面有很多咨询师碰到的困惑和问题，怎么去化解，专家都会给出方法，咨询师之间也会进行朋辈的督导和交流，在案例分享的过程中，很好的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和不良反应化解掉。”朱浩亮说。
       朱浩亮会告诉陈晓芸，你在做这个案子的过程中，做得非常好，真正帮助了对方，没有你的帮助，他可能不是被病击垮，而是被心理压力压垮掉了。同时，因为受到来访者的影响，你自己也会相应的枯竭，要把顾虑和情绪说出来，“只要说出来，自己的问题就解决一大半了。

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这次武汉疫情，对心理咨询领域带来的挑战，和03年的SARS、08年的汶川大地震，完全不一样。03年疫情时，公众对心理援助尚且没有任何概念，08年的灾难心理援助，则是心理健康问题首次被社会所关注。而这一次，与疫情相关的，主动寻求心理援助的量，比汶川震后要多得多。壹点灵的数据显示，免费在线心理援助上线至今，已经累计有12388人主动寻求帮助。
       朱浩亮和他的同事们，将疫情下的咨询对象分成了三类。一类是被隔离的对象，包括那些曾经去过武汉的，到过疫区的人群；第二类，是一线的医护人员、民警、一线的公职人员；第三类，也是影响面最大的群体，也就是那些宅在家里，长时间无法出门的普通人。
       他认为，疫情影响最大的，其实是绝大多数的民众，普通的人群，呈现出一种全民焦虑，全民恐慌的状态。
       一位武汉的男子曾跟他深夜倾诉，因为曾经暴露在疫情之下，担心自己给整个家庭带去传染，所以有意跟家里做出疏远，时间久了，他开始表现出失眠、孤单，以及莫名的烦躁，“但是实际上，这种疏远给他自己带来的压力也非常大，因为他现在最需要的，还是家里人的支持和关爱，他实际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现实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缺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