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隆冬正月到和煦春日，国内新冠疫情从爆发到走势逐渐平稳，面对重大危机，有人走过了灰暗无助的深渊，有人冲进了前线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焦虑、委屈、失控，恐慌、失落、无助和绝望……无形的心理压力躲在探照灯无法企及的疫情阴影之中，有时甚至比病毒更加令人心生恐惧。

       在已经散去的这场生命与时间的拉力赛背后，许多人试图将他人或将自己拯救出这哀恸和焦虑的泥潭中……

记者 | 范潇行 周鑫 徐维希 王一伊

文 | 范潇行

编辑 | 马纯琪 王欣怡

来源：澎湃新闻

| 本文共4578个字，预计阅读时间6分钟

 “红橙蓝”咨询师

     “10%的咨询者属于红色等级，10%是橙色等级，剩下的80%基本上属于蓝色等级”，这是黄晶根据所属平台接收咨询情况的大致估算。作为“壹点灵”心理服务平台的一名咨询师兼管理层人员，黄晶是此次疫情公益咨询师招募负责人及专家督导。

       2020年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下午三点多，黄晶所乘坐的飞机刚刚落地，手机里几百条讯息如潮水般涌到她的眼前——她所在的心理咨询公司计划开展心理咨询公益活动，由黄晶负责志愿咨询师的招募。而就在前一天，武汉宣布封城。

       接到消息当天下午四点多，第一批志愿者的招募开始启动。“报名了五百多人，后来筛成了一百人”，由于当时中国心理协会还没有制定出分级指导原则，黄晶只能通过自行调研定出咨询师的分级从而确定筛选标准。大年初四中国心理学会正式出台心理咨询师分级指导原则，抢跑的黄晶倍感庆幸，“心理学会制定的标准和我们制定的是匹配的”。

 壹点灵咨询平台   供图/壹点灵

       在黄晶的标准中，咨询师分为“红橙蓝”三种等级。红色咨询师必须有心理医疗背景，即具有医院工作经验或者是医学专业出身；此外，还必须有5年以上心理咨询工作经历、60个小时心理督导以及300个以上的咨询时长。如此严苛的标准筛选出来的“红色”咨询师所对接的就是一线医护工作者以及确诊病患。

       而“橙色”咨询师不要求特定的心理医疗背景，只需擅长情绪问题的处理，因此，主要对接疑似感染人群、军警、疫情管理人员等。相比之下，蓝色等级咨询师的要求就再降低一些，要求咨询师擅长处理情绪问题，主要对接的就是普遍受疫情影响的百姓。

       黄晶的第一名咨询者是武汉的一名交警，按照分级原则被划归给橙色等级咨询师接收。年前，他接到的最后一个任务是疏导由于封城引起的交通堵塞，而他每拦下一辆车，都必须要求驾驶人摇下车窗，而在执勤过程中他虽然佩戴了口罩，但是“每摇下一次车窗，他都感觉自己又一次暴露在病毒之中”。

       在黄晶描述中，这位交警在执行完这次任务后就开始感冒，“回家过年期间，每一天都在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感染了病毒，会不会传染给老婆孩子”，他逐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看到家人就莫名其妙生气。“这是一个情绪失控的例子，当事人已经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黄晶说道。

      “没有希望的感觉”，黄晶口中一名曾来咨询的属于红色等级的女孩这样说道，二十多岁的她和五十多岁的母亲都感染了新冠病毒。由于一开始武汉医疗资源不足，母女俩均得不到收治，出于传染亲人的担心，母女二人只好住进宾馆。“每次去医院拿药前，看到妈妈躺在宾馆的床上，就怕妈妈撑不过去”，黄晶只好劝她雷神山火神山就快建好了，到时候和妈妈一起搬进去，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黄晶在进行心理咨询   供图/黄晶 

       后来女孩的情绪慢慢平复，黄晶又教了她一些心理学上称作“激活能量”的做法——在他人的帮助下与自己的潜意识对话，唤醒内在的力量，她运用这些做法去帮助自己的妈妈平复情绪。

       一位前往武汉进行援助的医生在漫长而艰难的救援日子间隙问黄晶道：“什么时候能撤下去？”极少的睡眠，吃不下饭，长期的高强度的类似打仗一样的救援已经让很多前线医务工作人员产生了心理学上的“耗竭感”——感受不到任何能量。在黄晶看来，前线医护人员心理的另一个问题是丧失了“全能感”，“平时治病救人都觉得努力一下肯定能治好，然而面对这次疫情，医护人员总感觉自己尽全力了但是却没有用”。

朋友圈：从“崩溃”到“平静”

       然而，向外界呐喊求援的仍是少数，还有更多处于“蓝色”等级心理状态之下的的人没有进行咨询，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情绪的调节。“如果你梳理一下疫情期间大家的朋友圈发展史，就会发现大家的情绪有一种相似的变化。”复旦数院的湖北同学戴伟说道。

       对于现居重庆的胡宸凌同学来说，疫情期间家人的状况频出最让她心神不宁。老家湖北孝感的她在武汉封城前一天刚刚回国，而她的父亲早在21号就回到了老家孝感——除武汉外疫情第二严重的城市。在此之前，胡宸凌已经察觉出新冠疫情的严重性，竭力劝阻父亲不要回湖北，“那几天我每天不停地给我爸打电话，到了晚上就以泪洗面，不停查资料，有一天晚上连隐形眼镜都没摘查了通宵”。胡宸凌没能劝住爸爸，只好和妈妈、弟弟留守在重庆的家中。期间胡宸凌的心情一直是紧绷的，她的爸爸还希望他们都回孝感，“我当时想，如果他实在是坚持认为这不是大事，我就自己回去把他带回来。”

      幸运的是，胡宸凌的父亲在除夕当天夜里终于返回了重庆，而就在第二天孝感封城。“我当时就整个人都活了过来”，胡宸凌总算松了口气。后来胡宸凌的妈妈患了结膜炎，去医院检查，她又开始担心妈妈是否会被隔离，“我当时就又紧张又冷静”。胡宸凌知道一旦妈妈被隔离，爸爸也必须隔离，家里面就剩她跟我弟弟两个人，“我要撑起半边天的那种感觉”。好在胡宸凌的妈妈只是正常的结膜炎。

      “对于特别难过、震惊的事情有一种我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胡宸凌说， “先让自己变得非常非常的冷静，来想想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然后想很多‘最坏的结果’之类的，所以大多时候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到悲痛，情绪就已经被化解了。”

       疫情还让人多疑。来自台湾现居广州的张舒乔是一名在武汉读书的大学生。十二月份，在看到微博热搜——“武汉出现不明肺炎”后他和同学到学校附近的药店买口罩，但当时口罩口罩已经销售一空。那是他第一次关注到疫情。

       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所言“不仅给我们带来一种不公正的，本可以使我们愤慨的痛苦，而且还怂恿我们自寻烦恼，诱使我们接受痛苦，转移注意力并把水搅浑，这正是瘟疫肆虐的一种方式。”

       在离校在家的日子里，张舒乔一方面看到每天的新闻里感染和死亡人数的逐渐上升，感到震撼——“那毕竟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啊”，在看到地方政府不作为的新闻时便会很气愤，疫情期间这样的新闻铺天盖地而来，而他的情绪就这样在震撼和愤怒当中起伏。

       另一方面，他和家人都变得很多疑，“期间有几天头很不舒服，自我感觉有点体热，就一直量体温，甚至已经想好了最坏的情况，家里摔坏了两个体温计”。在尝试把转移注意力到别的事上后，张舒乔还在反复告诉自己“不要干涉这些事，别干着急”。渐渐地，多疑逐步散去，张舒乔靠着“自我科普”和“自我催眠”完成了“情绪自愈”，“现在可能就是因为长期在家会和家人产生纠纷，其他的生活差不多恢复正常了”。

       自我调节和疏导也许是大部分远离疫情的人们在疫情期间处理轻微情绪问题的方式，很多人也许会无视这部分消极情绪，认为无关紧要，但事实并非如此，黄晶提到：

     “人的情绪等级各有不同，有的很稳定泰山崩于前也不改色有的人情绪有很大弹性，可以自我调节；第三种属于易感人群，很容易情绪失控。当然还有很严重心理疾病的人，抑郁症、焦虑症等，新闻曾报道过在武汉封城第一天就有人从大桥上跳下去；女儿患抑郁症的母亲因为防疫买不到药只能求助于咨询师……”

 “心理问题没有小问题”

     “心理问题没有小问题”。 黄晶纠正道。焦虑、耗竭、绝望……这些情绪绝不是“脆弱”，也不能被认为是“意志力不坚定”。心理咨询援助重视程度已经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务院发布官方文件建设联防联控机制、心理救援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各大咨询平台推出公益咨询、高校心理服务中心开设疫情热线……

       作为昆明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队长，杨煦怡在疫情之初受全国5家心理支持平台（热线）邀请，从1月25日开始与20余名来电者进行线上心理辅导。这次疫情不比之前的危机，是一个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波及的范围很大，“心理援助不仅仅是局限于一个地方性的危机，而是实现了全国联动，服务的范围较广。”杨煦怡老师在进行心理咨询   供图/杨煦怡

      值得高兴的是，新冠期间的心理援助体制有着明显的完善。“我值班的几个心理热线服务工作都做得非常周全，岗前培训专业实用，培训考试合格才能参与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的操作手册内容详细完善，流程描述到位。接听热线的操作等方面都在不断的完善，比如我们以前接听的电话是不可以回拨的，但是现在都可以回拨了。

     “这次危机也让我感觉到我国在应急事件心理援助方面有着很好的组织管理能力。因为疫情原因，这段时间的心理援助使用的都是线上服务，这种交流方式让求助者更加放松，愿意主动与我们连线，向我们袒露心声，而且线上交流也照顾到了更广泛的人群。”

      杨煦怡介绍，本次心理援助人群覆盖面广，除了服务于五个热线平台之外，还有针对乡镇卡点、社区工作人员的心理援助，杨煦怡自己也曾为这些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基层服务人员开展心理援助。杨煦怡老师在进行心理普及宣讲    供图/杨煦怡

“他们不是弱者”

      随着各地解封，国内疫情态势逐渐好转，焦虑的人们也许也逐渐解除了担忧，然而疫情过后，依然有许多破碎的心灵等待着重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可能在疫情结束后的时间里依然困扰着一些属于“红色”等级的患者和医护人员。

      康复者的自卑和负罪感、医护人员的耗竭感和成就感缺乏……PTSD带来“闪回”痛苦画面，“躲避”相似的场景，难以入睡、轻易受到惊吓，犹如幽灵折磨着危机过后的人们。当各地的心理干预队伍撤退、资讯平台取消专线……浙江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心理医生唐伟在《澎湃新闻》中提出：后续的心理支持谁来做？能否形成长期机制？是否可能延续一省援助一市的机制，“长期1年-5年继续做，我们后方提供技术和信息方面的支持”。

      春樱已开，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害者，我们尽可能拒绝与灾难同流合污的方式，是不停抗争。黄晶所在壹点灵咨询平台公益项目截至3月29日累计援助已达40940人，援助时长已达13093小时；杨煦怡老师开展网络和电台直播的疫期心理调试讲座已达6场，收看（听）人数超过1万人；而杨老师所在的心理救援队也面向社会招募有能力、有意愿的志愿者加入，为大众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经历危机的人们也许仍待走出阴霾，但更多的人正在用行动帮助他们向社会和自己宣告：

     “他们不是弱者，只是暂时生病了。”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戴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