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自责的内容转向自责的心理功能

面对来访者的持续自责，咨询师可能会把工作方向设定为增加自信、纠正负面评价，或帮助来访者理解自己对关系的影响。然而，同一句自我批评可能服务于不同的心理活动：它可以开启思考，也可以终止思考；可以把责任落实到一件具体的事，也可以把全部复杂性压缩为对自身存在的否定。临床判断因此需要越过措辞，考察自责之后发生了什么。

本文所讨论的自我攻击，指一种反复贬低、惩罚或取消自身价值的内在关系方式，不与自伤行为画等号。两者可能同时出现，也可能相互独立。本文讲探讨的重点在于，以偏执—分裂心位为参照，当来访者只能在责怪自己与责怪他人之间切换时，咨询如何帮助其保留体验、区别责任，并重新获得思考关系的能力。

二 心位是心理组织方式而非诊断标签

Roth（2001）把心位作为贯穿生命的心理组织方式来讨论，并强调避免把两种心位排成道德等级或当作时间顺序上的发展阶段。其论述尤其提示，将客体分裂成好坏的二分性分裂，与失去组织能力的碎片化并不相同；偏执—分裂心位中也可能出现短暂的内疚，关键在于这种感受能否被承受和整合。

在克莱因的模型中，偏执—分裂心位以迫害性焦虑及分裂、投射等防御为重要特征；抑郁心位则涉及对同一客体的爱与恨能够较多地共存，以及对关系损伤的关切（Klein，1946；Bott Spillius等，2011）。这里的“客体”指欲望、情感与关系所指向的他者及其内在表征；“好”与“坏”描述其被体验的性质，不能直接替代对现实人物的评价。

因此，心位不能由一次愤怒、一段理想化或一句自责来判定。“偏执”与“分裂”在这一术语中也不等于精神分裂症、分离性身份障碍或某种人格障碍。我们讨论的是此刻怎样体验关系、怎样处理焦虑，以及这种方式能否发生变化。医学诊断需要另行开展系统评估。

这一模型关于生命早期心理活动的描述属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建构，不能据此倒推出某位来访者婴儿期实际发生过什么。当前反应也不能单独证明某一种养育经历。保持这一认识论边界，能让理论成为理解经验的工具，而不是替来访者编写历史。

三 分裂如何保护经验又如何限制思考

Klein（1946）所讨论的分裂并非只是意见极端。它涉及自我与客体的经验被分开组织：令人安心的部分得以暂时保存，令人恐惧或难以承受的部分则被隔离。在这个意义上，防御首先有其维持心理稳定的作用。若只把它理解为歪曲认知，便容易忽略来访者正在努力避免的崩解或失控体验。

把这一视角带到临床，问题就从“为什么不能客观看待”转为“此刻有哪些感受无法同时留在心里”。一个人可能能够叙述对方曾给予帮助，却在受挫时完全接触不到那份体验；也可能承认自己做过有价值的事，却在冲突中感到这些事实都失去了重量。知道一个事实，与在情绪中仍然能够依靠它，并不是同一种能力。

防御僵化或超我过于严苛时，任何复杂性都可能带来威胁。承认被爱的人也会令人失望，意味着需要面对依赖与限度；承认自己有愤怒，又可能被体验为取消了被爱的资格。临床上值得观察的不是来访者能否说出“人都有两面”，而是这种认识能否在具体受挫时仍保持一些情感上的真实性。

相应地，干预不应该以立即取消分裂为目标。咨询师需要评估它正在保护什么，以及当前关系是否足以承受更多复杂感受。要求来访者迅速原谅、理解双方，或承认自己的攻击性，都可能超出其当下的承受范围。理论上更完整的解释，并不自动成为此刻更有帮助的解释。

四 自我攻击与修复性内疚需要区别

迫害性焦虑关注自身是否将被伤害、摧毁或惩罚；抑郁性焦虑更多涉及所爱客体的损伤与丧失。Klein（1948）对此作出的区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高度自责仍可能缺乏修复能力。内疚的强度本身不足以说明整合程度，更要考察它允许怎样的关系与行动。

为了方便临床思考，本文区分两种可能的过程。其一，当来访处在抑郁心位时，自责围绕具体事件展开，责任有范围，对方仍是能够被关心的真实他者，来访者可以逐渐考虑道歉、补偿或调整。其二，当来访处在偏执—分裂心位时，自责迅速扩展到整个自我，任何安慰都难以保留，关系中的其他因素消失，只剩对惩罚的期待。这两种过程可以在同一人、同一次会谈中交替，并非两类人的固定特征。这两种心位会在同一人身上，面对不同的事件，在不同的时刻，不断摆荡。

有时，承担全部过错还可能维持一种全能控制感：只要问题完全属于自己，就似乎仍可通过彻底改变自己来确保关系不会失去。这是本文提出的临床探索方向，不能被当作所有自责的潜在真相。现实中的长期贬损、创伤经历、抑郁状态和文化性的责任要求等，也需要被认真了解；用单一防御机制解释全部痛苦，会缩窄评估。

在迫害性的内在关系中，愤怒可能尚未被体验为一种可以表达和调节的情绪，就已经成为自身危险或败坏的证据。此时的来访者尚未具有将这些情绪言语化的能力。咨询师若急于指出“你也有攻击性”，可能无意中成为另一位裁判，这是咨询师被来访拉入了见诸行动。可先与来访者一起辨认：刚才出现的是怎样的委屈、愤怒或恐惧；情绪在何处变成了对自我的判决；这项判决又使哪些需要无法被说出。

支持这一区分，并不取消来访者对实际行为的责任。治疗可以同时承认行为造成的影响，并拒绝把人等同于行为。能承担一项具体责任而不陷入全面自我毁坏，才使持续的修复成为可能。相反，反复要求来访者认识到自己“伤害了所有人”，可能只会增加惩罚，未必增加关切。

五 投射性认同与咨询师的位置

投射性认同在克莱因传统中涉及将自身的某些部分分裂并置入客体的无意识幻想；后续克莱因学派的学者进一步研究其沟通与人际效应（Klein，1946；Bott Spillius等，2011）。它不能被简化为有意识地把情绪甩给别人，也不能仅凭咨询师产生了某种感受，就判断机制已经得到证实。

Heimann（1950）将反移情作为理解工作的资源加以讨论。Joseph（1985）则把注意力扩展到移情的整体情境，包括来访者如何使用会谈、解释与咨询师，以及咨询师被推动采取何种立场。沿着这些思路，突如其来的无能感、迫切的拯救冲动，或要求来访者立刻改变的压力，值得被记录与思考。

这些感受也可能来自咨询师自己的经历、疲劳、机构要求或实际技术失误。临床检验需要回到互动顺序：何时开始感到压力，自己随后做了什么，来访者如何回应，是否还有其他解释。督导的价值在于增加可思考的角度，而不是替反移情赋予不容质疑的权威。

尤其需要警惕两种位置：一是必须立刻拯救来访者的全能位置，二是确信其缺乏改变意愿的责备位置。前者可能侵蚀边界，后者可能重演迫害。能在不同情境下调节行为，不等于当事人在任何时刻都有相同的能力；是否愿意改变也应通过合作探索，而非从症状持续直接推断。这些都应在督导中讨论，咨询师也应该时刻觉察并反思自己的见诸行动。

六 涵容应落实为可观察的临床工作

在Bion（1962）的思考理论中，原先难以处理的情绪经验，需要经由一种心理加工，才可能成为可容忍、可思考的材料。应用到治疗中，涵容不只是安慰或被动承受。它包括咨询师允许自己受到情绪影响，同时维持边界、辨认经验，并以当事人能够使用的方式回应。

首先，需要把现实安全与心理意义分别处理。出现自伤或自杀相关信息时，应直接评估当下意图、计划、可及手段、既往行为和可用支持，协作制定安全计划，并按风险与执业条件安排医疗评估或危机处置。NICE（2022）强调心理社会评估，并反对仅用风险量表或低中高分层预测自杀与自伤。动力学解释不能替代这些工作，也不宜把危险行为概括为对关系的控制。

其次，稳定化需要以当下反应为依据。若来访者明显失去对环境的定向、难以跟随谈话，或体验持续超出承受范围，就需要暂停深入解释，帮助其重新接触眼前的环境和可用支持。涉及创伤与分离体验时，练习的选择须经过个体化评估；不能由一个动力学概念推出所有人都应采用或禁止某项技术。任何练习都应允许停止，并核对其是否增加了稳定感。

再次，解释可以先停留在可共同观察的过程。比如辨认一次意见不合如何迅速变成对自我价值的否定，或一次停顿如何被感到是即将遭受评判。这类工作让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查看正在发生的经验，保留修正理解的机会。对成长史与无意识动机的推论，则应随材料逐步形成。

解释之后还要观察它产生了什么。来访者是否更能描述感受，是否出现新的联想，是否能够提出不同意见？还是更急于认错、更机械地点头，或更加害怕被评价？这些反应并不自动证明解释对错，却能提示其时机、措辞和情绪负荷是否合适。咨询师承认理解不足并作出调整，本身也可以为一段容许差异的关系提供经验。

七 家庭理解与治疗限度

把症状放在关系背景中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注意情绪如何被回应，责任如何被分配，以及哪些表达在家庭中缺少位置。但个体的症状不能据此被宣布为整个家庭的替代性表达，更不能用来证明某种家族遗传或单一的致病链条。心理上的代际传递，是需要结合互动、叙事与现实处境检验的理解角度。

关注照顾者的困难，也不意味着撤销其行为责任或要求来访者提前体谅。咨询师需要同时看见实际发生的伤害与关系中的依赖，必要时支持现实边界和保护措施。若开展家庭协作，应明确来访者的同意、信息分享范围与各方任务，避免把个体咨询转化为对当事人的联合纠正。

咨询师同样需要承认自己无法控制所有结果。然而，接受限度应转化为清楚的目标、适当的协作、持续督导和阶段性评估，而不是提前认定某个人难以获得帮助。治疗中的希望可以具体到：更早识别自我攻击，受挫后较快恢复思考，或在冲突后提出一个有边界的需要。这样的改变不要求来访者永远保持某一种心位。

八 从判决恢复到理解

偏执—分裂心位为咨询师对来访者的自我攻击提供了一种理解路径：当复杂感受难以共存时，对自我的全盘定罪可能暂时组织混乱，却也关闭了反思与修复的空间。这个模型的临床价值，需要通过实际会谈中的反应不断检验，不能用来替代对现实处境、疾病状态或风险的评估。

咨询师的任务是协助来访者逐渐区分感受、幻想、事实与行动，使责任能够具体，使愤怒可以被思考，也使关系中的不同面向有机会同时存在。当这种能力开始出现，改变才可能从反复惩罚自己，走向更可持续的表达、选择与修复。

参考文献

Bion, W. R. (1962).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in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3, 306–310.

Bott Spillius, E., Milton, J., Garvey, P., Couve, C., & Steiner, D. (2011). The new dictionary of Kleinian thought. Routledge.

Heimann, P. (1950). On counter-transfer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31, 81–84.

Joseph, B. (1985). Transference: The total situ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66, 447–454.

Klein, M. (1946).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7, 99–110.

Klein, M. (1948).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9, 114–123.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2022). Self-harm: Assessment, management and preventing recurrence (NICE Guideline NG225). https://www.nice.org.uk/guidance/ng225

Roth, P. (2001). The 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 In C. Bronstein (Ed.), Kleinian theor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pp. 32–46). Whurr Publis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