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射性认同的两个观察层面

以投射性认同为线索，我们可以同时留意人的内心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在关系中的表达，从而更具体地理解一个人正在怎样经历自己与他人。[1]

克莱因在1946年提出这一概念。在她所描述的无意识幻想中，自体的某些部分被分裂出来，并被体验为进入了客体。这里的客体通常指情感所指向的人，或心中关于这个人的形象。个体对对方的感受和对待方式，随之受到这些被投射部分的影响。[2]

投射的内容既可能是难以承受的愤怒、脆弱，也可能是被珍视的能力和善意。例如，一个人可能把所有判断力都寄托在帮助者身上，越来越觉得对方无所不能，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这是用于说明概念的可能情形，不能仅凭依赖或理想化就作出判断。[3]

概念中的认同，并不意味着接受者必须真的认领某种情绪或身份。克莱因最初关注的是投射者的内心幻想；后续作者进一步研究，这些幻想如何借由言语、语气和互动影响另一方，使其倾向于采取某种行动。内心幻想与实际发生的人际过程需要分别考察。[3,6]

排出痛苦与尝试沟通

理解投射性认同时，需要留意其中分裂、控制和全能感的程度。在某些状态下，一个人急于摆脱无法承受的体验，难以顾及对方也有独立的心智；在另一些状态下，对方的独立性仍能得到保留，情感接触和理解便更有可能发生。这些状态可以在同一段关系中变化，不能据此给一个人作固定分类。

比昂的工作使投射性认同的沟通功能得到更多关注：某些尚不能被整理成语言的情绪经验，可能首先通过另一方的感受被触及。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情绪感染都是投射性认同，也不意味着人有意识地把痛苦交给了别人。[4]

在比昂的涵容模型中，帮助者接触并承受对方的不安，同时保留思考能力，使混乱的情绪逐渐获得名称、联系和可理解的意义。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帮助一个人分辨自己在害怕什么、向谁生气、需要怎样的帮助。容纳包含这样的心理加工，听着或表示赞同还不够。[5]

这一模型提供了理解临床互动的角度。它不能替代对具体言语、现实处境和双方实际行为的考察，也不能用来还原某个人婴儿时期究竟发生过什么。

咨询师为何急于提供帮助

设想一个场景。来访者谈到一次合作中的失望：计划突然改变，他觉得自己的意见没有分量。咨询师很快回应，可以重新安排分工，再列出几项能够推进的事情。来访者却说：我还在讲自己有多难受，你已经开始安排我该做什么了。

咨询师可能感到委屈，觉得建议并没有错；也可能内疚，急于证明自己在乎来访者。随着这种急切，他更想补充解释或提出新办法。来访者听到的却可能是另一层意思：我需要先调整好自己，才值得被继续听下去。双方于是越说越远。

首先要处理的，是咨询师确实可能没有充分理解来访者的需要。建议即便有现实价值，也可能在时机上过早。来访者能够指出这一点，是表达感受和影响关系的能力，不能自动被归为防御或阻抗。

在承认这一现实因素之后，我们才可以提出进一步的动力学假设：来访者是否既渴望有人理解自己的无助，又很难容许自己处于需要帮助的位置？咨询师是否也难以忍受暂时没有办法，于是急着证明自己有用？如果两人的需要相互扣合，一方越来越像没有能力的人，另一方越来越像必须立即解决问题的人，关系便可能陷入重复。[6]

这些都是待检验的假设。原本的失望如何被表达，咨询师具体说了什么，角色安排是否反复出现，来访者如何回应澄清，都比单一的情绪更有判断价值。咨询师感到无助或内疚，可以成为思考的起点；这些感受也可能与自己的经历、状态和实际失误有关。

支持为何可能变成替人作主

还有一种值得留意的变化：咨询师逐渐成为替来访者判断别人、说服别人或争取结果的人。来访者期待的，可能是终于有人保护自己；咨询师获得的，也可能是自己终于能够帮上忙的确定感。

当这种安排趋于固定，咨询师可能越来越确信，不在场的某个人就是一切困难的来源。来访者自己的矛盾感受，以及对咨询师的不满，反而不容易进入讨论。双方保持一致，暂时减轻了焦虑，却也可能失去观察整段关系的空间。费尔德曼提醒我们，某些相互配合的关系安排甚至会让分析者觉得舒适，从而更难察觉其防御作用。[6]

支持来访者表达需要、获得现实帮助，本来就是工作的一部分。需要辨认的是，帮助是否逐渐替代了来访者自己的选择，咨询师是否必须持续证明某个第三方有错，才能维持这段工作关系。涉及第三方沟通时，也需要清楚协商目的、范围和保密边界。

保留这些问题，并不要求来访者理解、原谅或靠近伤害过自己的人。确有伤害和安全风险时，相应的保护与现实支持仍然必要。对关系的思考，不能抹去已经发生的事实。

关系受伤后怎样恢复思考

回到前面的虚构场景，咨询师可以先停下继续给建议的冲动，核对自己遗漏了什么。例如：我刚才开始替你安排下一步，可能让你觉得我没有等你说完。这个部分是我的疏忽。你愿意说说，哪一句最让你觉得没有被听见吗？

这样的回应把注意力放回具体互动，也为来访者保留了纠正咨询师的余地。承认失误时，需要避免长篇自责或急于获得谅解，否则来访者可能又被放到安慰咨询师的位置。

接下来可以一起辨认：当时最难受的是失望、羞耻、被催促，还是担心自己的需要再次没有位置？如果咨询师不马上给出答案，来访者会觉得被陪伴，还是觉得被丢下？这些经验需要听本人怎样描述，不能由理论预先规定。

只有在来访者愿意、双方也恢复了足够的思考空间时，才适合进一步讨论，这种互动是否与其他关系中的经验有相似之处。过快地说出你把我当成了某个人，可能再次让来访者觉得自己的现实感受被绕开了。

与此同时，咨询时间、联络方式和工作职责仍应保持清楚。边界使帮助具有可预期性，也让双方能够讨论暂时不能满足的需要。如果咨询师反复陷入急于拯救、辩解或站队的状态，督导可以帮助他重新审视自己在互动中的参与。

怎样观察关系中的变化

值得观察的变化，是来访者能否更具体地表达自己的体验，例如能够区分我现在很生气、我担心你没听懂，以及我希望你暂时不要给建议。咨询师也需要逐渐分清，自己是在回应来访者，还是在缓解自己的焦虑。

当双方能够承认误解、谈论失望，并在不同意见中继续工作时，关系就多了一些容纳差异的空间。一次道歉后的平静，并不足以证明某个机制已被理解或解决；还需要观察类似困难再次出现时，双方是否有了更多表达和选择。

理解投射性认同，最终要回到一个具体问题：此刻这个人正在怎样经历自己、我和我们的关系？概念的价值，要体现在它是否帮助我们更仔细地听见对方，也更诚实地看见自己的参与。

参考文献

[1] 欣谢尔伍德 R D. 临床克莱茵：克莱茵学派精神分析的历史、临床理论与经典案例[M]. 杨方峰，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 第八章 投射性认同. 原著 Clinical Klein 于1994年出版.

[2] Klein, M. (1946).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7, 99-110.

[3] Bott Spillius, E., Milton, J., Garvey, P., Couve, C., & Steiner, D. (2011). The New Dictionary of Kleinian Thought. Routledge.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词条.

[4] Bion, W. R. (1959). Attacks on lin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0, 308-315.

[5] Bion, W. R. (1962).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London: Heinemann.

[6] Feldman, M. (1997).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The analyst’s invol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8(2), 227-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