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这个词,也总是看到它被引用,但一直没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最初,它确实与真实的阉割有关。不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充满着一种「直觉」,现代人看了总觉得有些荒谬。
但这个概念,并不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一点意义都没有。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下这个概念,以及它逐渐触及的另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相信,追求自己的愿望会招致重要的损失,ta还敢不敢继续想要?
01
弗洛伊德最初说的,
真的是害怕失去阴茎
在弗洛伊德的解释中,儿童会经历一个关注生殖器官的性心理发展阶段。
男孩看到男女身体的差异,可能把女性没有阴茎理解为「原本拥有,后来失去了」(Freud, 1923/1961b)。
在这个解释里,身体差异被理解成了某种损失的结果,男孩也因此相信,自己珍视的器官可能被夺走。
这种恐惧又与「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联系起来。按照其中典型的男性发展叙述,男孩希望独占母亲的爱,将父亲视为竞争者,同时又害怕父亲的力量。
如果继续保持这种欲望,就可能受到惩罚。
这种惩罚就是被阉割。
为了保住自己的阴茎,男孩放弃与父亲竞争,转而认同父亲,将父母的权威内化为「超我」(superego)。即使父亲不在场,男孩内心也已经有了监督和禁止自己的力量(Freud, 1924/1961a)。
也就是说,原本需要父母说出来的禁令,逐渐成了孩子对自己的要求。
这是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推断,并没有被确立为所有儿童必经的发展规律。
同样,一个孩子害怕父亲,并不足以证明他想与父亲争夺母亲。现实中的严厉惩罚和羞辱,本身就可能令人恐惧,需要被独立考察,不能预先归结为孩子的无意识欲望。
不过,这个理论仍然留下了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当孩子相信,某种愿望会让自己失去重要的东西,放弃愿望就可能成为保护自己的办法。
这种情况很常见。
比如,当朋友约我们出去玩,我们很想去,但一想到严厉的父母,在询问父母之前我们就会拒绝,放弃想要出去玩的愿望。
如果这么理解阉割焦虑,那么它其实不但适用于男孩,也适用于女孩,也适用于已经长大成人的我们。
后来的精神分析沿着不同方向扩展了「阉割」的含义。Taylor指出,它也被用于象征重要特征或功能受到威胁,并讨论了这种体验与童年创伤、羞耻和羞辱的联系(Taylor, 2016)。
一个人担心受到损伤的,可能包括自己的能力感和自尊,而不只是身体器官。
比如,小时候学钢琴的小孩,经常会被父母要求在亲戚面前表演钢琴。可是,ta的亲戚实际上经常对ta的钢琴技艺表现出不屑,或者可能本身「表演」就带着羞耻的性质,这个人可能渐渐就不再想弹钢琴。
Ta仍然拥有某种能力,却开始担心,一旦让别人看见,就会再次遭到羞辱。
02
当我们放弃愿望
是为了保住关系
一个孩子未必遭受过身体惩罚,却可能很早就发现,父母是否愿意亲近自己,取决于自己有没有符合期待。
考得好时,父母愿意听ta说话。一旦选择了父母不认可的兴趣,家里的气氛就改变了。孩子逐渐需要在自己的愿望之外,多考虑一件事,父母会不会因此失望,甚至不再愿意亲近自己。
这就是「父母有条件的关爱」。
研究发现,小时候经历过更多有条件的关爱的人,自尊会有更大的波动。
他人的要求、评价,甚至他人是否喜欢自己,都会影响这个人的自尊。
同时,ta的心里可能还充满怨恨。
按照父母的要求行动,并不意味着心里已经认同。一个人可能依然受到父母评价的影响,同时又怨恨自己承受的压力。
有时,父母干预的还包括孩子应该有什么感受。
孩子说不喜欢某位亲戚,得到的回应却是「你怎么这么自私」。原本需要了解的是,孩子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人,后来却变成了对孩子品性的评判。
这种通过内疚、羞耻或情感压力干预孩子内心体验的做法,属于心理控制。
一项整合231项研究的元分析发现,侵入式养育与青少年及年轻成年人更多的内化、外化症状有关(Ryan et al., 2026)。这些困扰既可能表现为焦虑、抑郁,也可能表现为攻击等行为问题。
从亲子关系的角度看,这类控制还涉及双方能否保留各自的心理空间。
Thompson等人对478项研究的元分析发现,亲子边界消融与儿童心理困难有关,其中包括通过心理控制形成的纠缠模式(Thompson et al., 2024)。
关系中难以容纳彼此不同的感受和需要,可能伴随着孩子更多的心理困扰。
对于一些孩子,困难也可能因此从「我能不能做这件事」,延伸到「我这样想,是不是就说明我不好」。成年以后,一次拒绝或独立决定,都可能重新唤起这种对自身的怀疑。
这种怀疑带着一种羞耻感。
2026年一项研究发现,经历过童年虐待的人,整体上更容易对自己感到羞耻(Meng et al., 2026)。
其中,情感虐待与羞耻感的关联尤其突出。反复受到贬低的人,可能更容易将一次失败理解成自己整个人都有问题,连同自己的愿望一起否定。
而这种否定更像另一种「阉割」——从精神上,阉割掉了自己的愿望。
03
长大以后,
我们可以重新判断这些代价
如果过去的经验让我们相信表达自己会招致羞辱,那么仅仅告诉自己「勇敢一点」往往不够。我们需要逐渐辨认,那份危险感具体来自哪里,现在又有多少现实依据。
首先,把模糊的恐惧说得具体一些。 准备表达不同意见时,最担心的究竟是对方不同意,还是对方会因此认定自己自私、无能,不再愿意亲近自己?
这些担忧需要结合眼前的关系判断。对方过去怎样回应分歧,我们现在有哪些选择,又能得到什么支持?
如果惩罚或胁迫仍然存在,就需要先保护自己。如果情境已经不同,则可以从风险较低的小决定开始,观察实际发生了什么。
对方的失望,可能仍然令人难受。但我们可以逐渐了解,这种失望今天会带来哪些后果,自己是否仍然只能通过放弃来应对。
其次,重新理解过去的经历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一个孩子因为表达愿望被嘲笑,可能得出了「我的愿望很可笑」的结论。
而成年以后,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这次评价,看看它是否足以说明自己的愿望不值得被认真对待。
Baldwin等人的元分析比较了成长过程中留下的虐待记录,以及当事人后来对童年经历的回忆,发现后者与心理问题的关联更强(Baldwin et al., 2024)。
一个人如今怎样记得、理解那段经历,与ta正在承受的困扰有着密切联系。
成长确实意味着接受限制。我们想做的事情可能失败,也可能得不到父母赞同。
但在评估这些代价时,我们仍然可以认真对待自己的愿望,不必因为预想到否定,就提前结束考虑。
作者/衫春
编辑/壹点灵主创团
插图来源/Pinterest
参考文献
[1] Freud, S. (1923). The infantile genital organization: An interpolation into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2] Freud, S. (1924).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edipus complex.
[3] Taylor, G. J. (2016). Varieties of castration experience: Relevance to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Psychodynamic Psychiatry, 44(1), 39–67.
[4] Assor, A., Roth, G., & Deci, E. L. (2004). The emotional costs of parents' conditional regard: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2(1), 47–88.
[5] Thompson, M. J., Platts, C. R., & Davies, P. T. (2024). Parent–child boundary dissolution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50(7), 873–919.
[6] Ryan, K. M., Zimmer-Gembeck, M. J., Hawes, T., Kovacs, T., & Leahy, N. (2026). Intrusive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symptoms: Three-level meta-analytic reviews considering parenting concepts and methodology.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9, 105–127.
[7] Meng, X., Han, C., Chen, J., Zhou, C., Assink, M., & Gao, S. (2026). Child maltreatment as a risk factor for shame: A three-level meta-analytic review. Child Abuse & Neglect, Article 10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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