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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新:走出书斋 服务民众 让心理学造福人类

来源:心理新青年2021-06-29 14:382567

1. 嘉宾简介

       张建新,男,汉族,1959年出生于北京,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1990年和1997年分别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现任会长,中国心理学会前任副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前任副理事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心理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亚洲社会心理学会前任主席。研究领域为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心理测量学与健康心理学。

2. 采访正文 

      《心理新青年》:杨国枢老师、黄光国老师、杨中芳老师等学者推动本土社会科学运动近30多年,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原创成果。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研究中国人的自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或者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问题,想做适于描述、解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本土研究,到了操作层面,依然基于西方文献中的理论和假设,也要接受背后的哲学传统。但是,在概念层面,如果推翻这些假设背后的理论基础,又很难马上建构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本土研究的难点? 

       张建新: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等这些老一辈的港台心理学家推动本土心理学,取得了很多成果,功劳很大。理解他们那代人的本土心理学,不能离开当时的时代背景。上个世纪60-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突飞猛进,打破了西方人认为东方人发展不了工商业的偏见。当时东方学者在解释为什么亚洲四小龙(包括后来大陆)经济发展那么快的时候,若还使用西方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就会显得自己没有那么自信,觉得自己在精神层面还立不起来;但如果说儒家文化本身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又似乎有点牵强,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儒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中国也没有发展出发达的工商业。所以东西方思想相结合的一种产物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新儒家。所以,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儒家思想延展到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种结果。

       本土心理学的一个特点是,他把西方的方法论拿到中国,再与一些中国的概念相结合,就得出了很多采用传统诠释学方法无法获得的研究结果。也就是说,将传统的一些概念,例如人情、关系、面子等进行实验操作和量化测量,得出统计归纳的结论,这便是本土化心理学的大胆尝试。这些研究看起来很好,毕竟中国传统里没有这种实验手段和量化测量的经验。但如何把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其实还存在许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我们把“面子”的概念量化、操作化后放入一个实验情境中,便可得出面子影响其它变量或者被其他变量影响面子的结论。这是实际上还是局限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但是操作化了的面子概念与中国人实际生活里面的概念运作之间,可能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鸿沟。这也就是所谓研究的生态效度问题,或者文化差异对概念-方法结合带来影响的问题。

       第二,今天我们讲恢复传统与30年前讲的恢复传统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时间差。今天中国人现在已经初步富裕起来,不论是民众还是政府,甚至精英阶层,都开始有了自豪和自信,这与30年前人们的崇洋心态是大不一样的,虽然自信有的时候还可能过度膨胀了一点。同样,今天我们说开展中国化心理学研究,与当初把儒家的东西量化做本土心理学研究,这中间还是有一个研究者心态上的差异。当下一些学者不再尝试用西式的概念和方法研究和建构中国人的心理学了。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研究王阳明的研讨会。那些传承研究王阳明、朱子,包括孟子等人的传统学者在思考的,采用的概念和知识结构就是王阳明的概念体系,如“心即是理,理就是心”。在社会心理学的整个培训过程以及从事的研究活动中,我们是从来不这样进行思考的。我们会把“心”翻译成mind,但王阳明讲的“心”又跟mind不完全重合。“理”又是什么?这显然不是道理的理。要理解这个“理”,我们需要在阳明体系里下功夫,把它的脉络梳理清楚。我们很多时候不太认真思考,就到处用“心”字,如抗疫时,很多人讲“用心抗疫”,甚至讲安“心”即安国。“心”字变得非常火,什么都用这个“心”。中国人最早从孟子开始讲“心”,后又经过佛教浸染,其根本内涵与现在心理学讲的“心理”有蛮大差别的。“心理”是对应于“物理”而言的,“心”更多是基于脑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心理学是脑理学。而中国人讲的“心”则外延要大的多,是指人的一个骨干支柱,用来容纳情感、影响身躯、支持道德行为等。像孟子的恻隐之心、羞耻之心之类的更多地涉及到道德规范的领域,跟心理学的 mind区别比较大。所以,心理学人在使用“心”这一概念时,还是要谦虚一点。

        现在的人变得很自信。做心理学研究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人,就应该树立起充分的自信。但这种自信又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则是一个要加以探讨的问题。我们可以仍然坚持美国的心理学理论,它所坚持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价值观仍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我们也可以鼓励年轻人去更积极地思索,去寻求一种新的立场,比如之前提到过的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历史观和实践观是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还可以从欧洲借用一些理论概念,用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自然,我们还应更多地鼓励年轻学者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庞大知识体系里,寻找到我们进行研究的思想源泉。

        我最近写了三篇关于中国心理学分化与整合的文章,就是想说,中国心理学一直以来都是科学范式占主导地位的,但随着平安中国和健康中国的国策落地实施,社会心理服务和心理咨询服务等人文心理学的作用开始凸显出来。因此,先不要急着一方整合另一方,而是要慢慢地百花齐放,让各类心理学家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到了时机成熟时,也就是等到各个分支、各种派别、科学与人文的心理学家差不多能够平等相处、相互需要的时候,大家再来考虑和探讨整合的可行性。整合是要有更宏大的哲学理论基础的,我相信,这个基础会在中西方文化结合的过程中慢慢涌现出来的:它可能既不是完全自由主义的个体中心的东西,也不完全是威权主义的集体中心的东西,而是两方结合的产物。这是需要在不断分化的情景下、在一个宽容的背景下,才可能慢慢地出现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现在就去急于进行整合,用科学“吃掉”人文,搞纯粹的还原论;或者人文“科学”,搞科学取消主义,这都是既不科学、也不人文的。要允许美国心理学、欧洲心理学、甚至苏联心理学各自发展、相互竞争。但还要鼓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老祖宗的宝藏,否则,只讲西学、缺少中学,那么中西结合的理论基础是无法建构起来的。现在的情形是,做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头脑里装的都是西方的概念,而那些研究传统的学者多数不懂心理学、特别是不懂科学心理学。在双方交流还存在困难的情况下,不妨让大家继续分化下去好了,暂且不要考虑所谓“去伪存真”的整合。 

      《心理新青年》:那么,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怎样既能体现中国文化真正的内涵,又能进行中西方对话的呢? 

       张建新:首先科学与人文心理学要放下“真理在我”的架子,要慢慢地移步到传统文化的概念体系里。要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比如王阳明讲的“心学”与跟朱子讲的“理学”有何不同,为什么王阳明出现了在“理学”依旧强势时,要反其道而提出自己的心学?我个人的理解是,朱子讲的“理”,叫“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把人训练教化得非常呆板,就像明后期一些精英学士们那样非常刻板,没有任何的灵活性,没有任何的开放性,被后人称为腐儒。王阳明受到一些后人的敬仰,是因为他提出“心”即是“理”,心是活的,他开了一个叫“灵活性”的口子,实际上人由“心”生,这种不受干扰、不受污染的“心”已经包含天理,所以人们就可以随心而去、随心而动了,所以王阳明就可以讲“致良知”、“知行合一”了。人要怎样才能保持天性、不受污染呢?他就要通过行为,把欲望引导(而不是消除)到符合天然的心的一种天理模式下,这样就会使得人的空间豁然开朗。我们在西方心理学体系的学习中,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样一套概念,它们是很重要的中国传统思想,但我们这些现代中国学者却对它们感到很陌生。当然,我们在面对西方学者时,便只能进入到他们的系统中,与他们交流我们并不生于斯长于斯的东西,却无法大声地提出我们中国人讲的“心”与他们讲的“mind”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学者不了解自己的祖宗,却熟知西方历史人物,这对于我们的知识结构来说,或是一种重要缺失。我想,随着民族自信心的提高,大中小学教育中一定要增加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当中国的孩子们从小就能够在中西两个知识体系中自由穿行,那么当他们长大成人后,便更容易在书本和文献学习中,加入自己的耳濡目染、感同身受,可能就会倾向于创新生成某种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是什么,现在也说不好,但这种新的东西,一定既不是完全欧美的,也不是完全传统的。我们至少要让它现在充分孕育、分化出来,未来才有可能整合、成熟起来,才会更好地引导人类的发展。 

      《心理新青年》:您认为社会心理学如何能够更好地实现成果转化,影响人们的真实生活? 

       张建新:一方面,对于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比如认知神经科学等基础实验室研究者,要让他们去深入进行探索,在科学心理学范式的平台上,他们或许能够发现一些心理科学的定理,趟出一条心理技术研发之路,这些在指导人类未来发展时或许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在应对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社会危机时,我们应允许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继续待在实验室中,而不是冲到服务一线去,因为他们的使命不是直接服务人群,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发现和发明间接地服务更多的人们。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心理学领域中还有另一类学者,他们的基础训练中不是严格的科学思维方式,而是人文哲学思路,比如像弗洛伊德、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心理咨询与治疗那套方法。后者更多的是人文关怀的学说,就是一种道理、一种故事,是没办法去加以科学的证伪或者证实的。人文心理学能够帮助到人们,只要人们相信了某种学说,并自己想就通了,就会豁然开朗,会说“好了,我现在的心情不一样了”。我们应让从事人文心理学探究的学者继续为解决现实的问题而努力,允许他们的研究带有更多的个性化、包含更多主观的内容。有时心理咨询非常有效,有时则收效甚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咨询师和来访者是否匹配。如果两个人匹配,效果可能就好一点;如果不匹配,相互的观点、理论和背景等相差很大,那么来访者通常只来一次,就不会有第二次了,这种甩手就走的现象也很普遍。这也说明心理咨询服务等知识具有人文性质,而非科学的性质。如果有一天,个体心理咨询求助者能像患了感冒发烧那样,到咨询师那里开一副“心药”就好了,那么,或许就是人文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到了整合的时候了,那时,心理学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也会更为彰显了。

       社会心理学较之心理咨询可能还要再做更普遍一些的事情,不仅仅是关注个人,而要关注群体,比如社区服务建设等。现在的一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培训工作,还主要是把基于个体模型的心理咨询教材作为标准,却忽略了很多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比如,社会心理学中关于“说服”的内容存在很多经典的实验,应该把它转换成为一些可操作的手段,用在与社区居民的沟通上。再比如“破冰”技术,如何用于破解现在的社区中邻居相互不认识,大家下班后把门一关,各过各的,没有任何交流?社会心理学要训练这样一些人,能够把这些原理很好地应用到实践里面。这样的话,老百姓生活的群体区域能够有一个积极的、和谐的氛围,而不是相互之间不信任,相互猜忌和防备。

       社会心理学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能够做出很多不同于咨询心理学的贡献。我前些时候到嘉兴,看到那里的社会心理学工作做得蛮好。在得到政府全力支持后,他们将社会心理服务尽可能地落地,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社区街道网格,在每个网格里面都填充了很多心理学的内容,也配置了很多受过心理学训练的人员,包括志愿者和专业人员等。这样,他们就为百姓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沟通环境,他们的网格除心理服务外,还提供包括专业的法律和经济等服务内容。因此,老百姓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不再是电话打来打去都没人管,而是我有怨言或者心情不好,也有人帮助我了”。

      《心理新青年》:我们的读者很多是心理学或者社会科学的年轻学生学者,大家想要知道我们除了在书斋里做研究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张建新:现在中国心理学界包括三大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和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我们有2008年汶川地震后心理援助的经验,所以在发生疫情以后,我们心理所开展的心理援助和心理帮助就做得更为井井有条。其效果不仅获得了政府认可和支持,也获得了社会广泛的赞誉。新冠疫情中的心理援助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时候是在网上进行的,因为没有办法接触受感染的人。所以心理学发展跟互联网技术、移动平台的结合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当然这里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网上援助很多时候受时间、环境等的局限,比如咨询者和来访者没有面对面接触,只是通过网上的视频或者音频,怎样做到跟面谈那样有效;不管是心理安抚、还是心理咨询或者治疗,怎样达到目的。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要有一个总结回顾,要真正地归纳出中国心理援助的有效经验:究竟有哪些心理学的手段和措施,让心理学家在心理援助中能够扎扎实实地帮助到了民众、政府官员和医护人员等。现在的一些总结通常多在谈数量,比如做讲座的数量、发宣传册的数量等,这个数字越大表明工作越好。但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我们帮助到的是哪些具体的人、哪个层面的人、其效果如何、效果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又是如何衡量这些效果的,等等?这个问题真的需要我们好好去想一想,否则我们仅仅用一些统计数字表明绩效,其实离我们真正的心理学发挥作用还是有蛮大的距离。因为从效果才能看到,心理学里的概念和技术真正发挥了作用,心理学的地位也就随之显现出来了。如果再把这一套经验进行总结、并且形成可操作化的模式,那么下次再碰到这样的问题时,就可以明确如此操办了。所以,还是需要在认真总结后得出一些可操作的、包含心理学原理的模式,人文心理学家在这方面可以向科学心理学多学习一些。

       如果社会心理服务有一套理论框架去引导,那么心理学在开展心理援助的时候,就会变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我们要找到一个模式,使得心理服务有个抓手,通过这个抓手,服务就能起效。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抓手,也许不止一个,可能有若干个。比如说,在抗击新冠疫情时,如果按照精神分析的思路去做安抚工作,恐怕就难以达成服务的目的,因为精神分析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是说一个电话、一个视频或者一个小时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就是说,精神分析这个抓手,在抗疫的过程中,就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的。那么实际有效的抓手究竟怎样,这就需要我们好好加以总结。 

      《心理新青年》:如今对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感兴趣的年轻学生学者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评价体系的压力,您作为过来人,对我们青年一代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建新:我觉得,在当前的大背景下,以科学的原理、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等去训练学生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或者做一个好的研究者,这是自然、也是应然之举。比如,心理所生存在科学院的体系之下,北大心理系在科学分类上属于理学范围,科学范式仍然在发挥绝对主导作用。因此,考察科学培训的结果,主要还是看学生能不能做出好的研究、写出很好的科学论文。什么叫好的论文?SCI杂志的标准目前也还是大家都要遵循的标准。

       现在提倡要“破五维”,就是希望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要注重科研对中国发展的实效,从而提高中国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可以设想,这可能为打破“科学主义”对做学问的制约,开了一个口子。比如,那些做心理咨询服务的,做心理学史研究的,他们的成果难以量化为SCI标准,破五唯后,做人文心理学就要寻找新的评价标准,因而也就可能出现不同于科学范式的培训理论,被用于培训和指导学生了。按照我对心理学分化现象的分析,我以为,大家对此还是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即便是在西方,评价研究成果也不全然就是SCI。我们要逐渐地认识到,在解决中国人现实的心理问题时,在建设中国化的心理学时,在为中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方案和建议时,其实不只有科学范式这一条路,还有许多可供心理学家选择的路,如前面提到的,欧洲的模式、苏联的模式、中国传统的模式,等等。路径选择的门刚刚开了一条缝,还没有完全打开。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特别是青年心理学工作者能够保持开放的心态,秉持科学与人文两种精神,坚持积累自己的知识和功力,一旦各种路子都打开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做好了准备,那时肯定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了。科学知识非常有效,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里面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正所谓“knowledge is Power”。但是,按照科学哲学的说法,科学能解决的只是科学的问题,而不是人类面对的所有问题。

——《心理新青年》对话社会心理学家张建新研究员

主编|胡晓檬

采访|胡晓檬 严超赣

编辑 | 梁志娟

排版|胡晓檬

审校 | 张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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